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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南海丝路盛极元明
     

      南海丝路最早起源于西南丝路永昌(今保山)以南的一段路线,即沿伊洛瓦底江至仰光入孟加拉湾,西去至印度,再由印度商人渡印度洋,或登陆进入中亚,或继续沿海前行至大秦(古罗马帝国)。

      待至汉朝,武帝曾招募大批海员带着黄金、杂缯,由南方的徐闻、合浦(今广东省最高端)经日南(今越南)沿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,抵达黄支国(今印度境内)、已不程国(今斯里兰卡)。但在当时,中国船舶的体积和抗风浪能力还不具备远航的条件,中国的丝绸还得靠外国商船远销至西方各国。公元166年前后,中国与罗马直接通航,公元二、三世纪时,罗马商人经由南海丝路来到中国南方直接采购丝绸,促进了南方地区蚕织生产的发展。

      三国时,吴国与西方的罗马及南海诸国交往,南海各国的男子本来赤身裸体,因中国丝绸的输入,才开始倡导穿着织锦做成的筒裙。南北朝时,陆上交通受阻,又因造船技术不断提高,南海丝路的出口主要为南朝的丝、绢、绫、锦等,所换得的明珠、香料、玳瑁、琉璃等物品除供给统治者享受外,还与边镇和北朝进行贸易往来,促进南北之间商品的交流。隋朝统一中国后,南海丝路有了新的发展,东南亚诸国都与隋建立了外交关系。公元607年,炀帝曾派使者前往南海的土木图(今马来半岛南部),并将五千段丝绸赠送给了当时的赤土国王。

      唐宋两代,南海丝路迅速发展。首先从经济上来看,当时南方处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,江淮一带已成为全国丝绸的重点产区,就近水路输出极为方便;其次,当时的造船业发达,航海技术进步,海运较陆运省钱;再次,上层统治阶级对南方各国所产香料的需求量很大,印度、罗马等国海船来中国直接采购丝绸的也不少,而当时的扬州、泉州和广州地区最为繁荣,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泉州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,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
      宋代,全国的丝绸中心已转移至南方,海外贸易进一步兴盛,据《诸蕃志》记载,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,包括南亚、东南亚、东非和远东各国。当时的贸易方式,一种为“朝贡贸易”,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,宋王朝以回赐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,所得回赐的价值往往远超过贡物的价值。来贡的地区,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。另一种为“市舶贸易”,即正式的交易,中国在泉州、广州、明州(宁波)、杭州、温州、秀州(嘉兴)、江阴、密州(山东诸城)和澉浦等九处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,政府征收商税,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,出海的物资中仍以丝绸为主。

      元、明两代是南海丝路的极盛时代。元时,高度发展的蚕丝生产和丝织技术,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源。不仅马可·波罗(Marco Polo)对于当时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生产的织金锦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,中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伊本·拔图塔(Ibn Battutah)也对中国生产的丝绸数量之大感到万分惊奇,他甚至指出:在中国,“丝绸已成了穷人的衣料,如果没有商人贩运,丝绸便分文不值了”。

      元代中国丝绸的出口,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,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、伊朗的霍尔木兹、伊拉克的巴士拉、也门的亚丁、沙特阿伯的麦加、埃及的杜米亚特,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,南面可远销至马里的摩加迪沙、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。当时中国的海舶已极牢固和庞大,并且设施较为齐全,大批士兵随船往返可防止海盗的袭击,贸易方式实行的是“官船贸易”方式。

      明初,由国家组成的大规模远洋航队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。1405~1433年间,明王朝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。东起琉球、菲律宾和马鲁古海,西至莫桑比克海峡和南非沿岸的广大地区。海外贸易的兴起,促进了苏州、杭州、漳州、潮州等地丝绸业的发展。郑和选取的出航地点有20多处,重要航线有42条,访问过的亚非国家有30余个,航程共计10万余里,并且每次航行都携带有大量的丝织品作为有偿或无偿的礼物,其种类有湖丝、紬绢、缎疋、丝绵、纱锦等约四、五十种。